王敬雅评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》︱清代疑案与疑案考据

2018/11/29 11:01:13

来源:澎湃新闻       作者:王敬雅

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》,邓小军著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,488页,98.00元

  民间广为流传的“太后下嫁”、“顺治出家”和“雍正即位”三大疑案,向来是为人乐道的传奇故事,自清初至今一直是好史者的饭后谈资。孟心史先生作《太后下嫁考实》《世祖出家事考实》《世宗入承大统考实》三篇,将传说与史实互相印证,以史家之严谨慎密考证了“顺治出家”这一疑案。此外,陈寅恪、陈垣、邓之诚等几位学者,也对“董小宛入宫”提出过自己的见解。

  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颇有特点,一则相对于前代,清代所留文献丰富,尤以诗文较多;二则时局动荡,人物命运坎坷,有较强的故事性。这就造成此段历史研究的两个特点,一是官书档案保存不全,需以私人记录补齐,所以史料甄别极须谨慎;二是历史细节较多,难以形成定论。

  在此情况下,重新考证清初历史,就需要很强的耐心和文献收集、考证的能力,首师大邓小军教授的新作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》重新梳理明末清初这一段史实,并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。

  

  清史文献价值的界定和文献的选用

  邓书非常重视史料的“原始性”,但是史学研究中,并非越“原始”的史料越有价值。作者对史料选取的宗旨是,“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史事的相关程度不同的原始文献,除官修史书、宗谱、年谱、方志、禅宗文献、朝鲜文献、石刻文献等之外,还包括顺康间人的诗文,甚至戏剧,其中包括顺治、康熙御制诗文”。但是这些史料并非价值等同,也不一定都符合历史事实。

  书中在论证“董小宛入宫”一事时,反复提及李渲《燕途纪行》和冬至正使尹绛的《燕中闻见》,前者是清主亲兵哨官朝鲜人金汝辉述顺治董皇贵妃,后者则是朝鲜使者的见闻。此类记载中对董小宛进宫言之凿凿,但并未说明传言出处。对清代皇帝,朝鲜使者有很多传言,如“孝庄文皇后与孝康章皇后婆媳不睦”、“康熙皇帝好色”等,均源自朝中传言,或是街头巷议。孔子曾经说过:“道听途说,德之弃也。”所以历史研究在选取民间传说的时候需要非常慎重,如果采信传说,则定要对传说的来源与流变加以分析。

  书中言及董鄂妃即董小宛一事,前列实录,后书《燕途纪行》,再后为《燕中见闻》,这两则史料中谈及董鄂妃非鄂硕之女亦是揣测,没有明确证据。而作者论断:“根据上文考察,可知顺治董皇妃即董小宛,清廷官方文献称董鄂妃乃满洲族内大臣鄂硕之女,是掩人耳目之谎言。”以使臣见闻证官书之伪,为治史一大奇事。除此之外,书中还以偈语证史。众所周知,顺治帝与玉林通琇、茆溪行森等僧人交往过密,在讨论顺治出家这一问题时,这些僧人的言论经常被引证。但本文以茆溪行森之偈语逐条证明董妃行状,存在过度解读的情况。

  本书有规范的论证格式,每句皆有“古典”、“今典”,可见其旁征博引。然而历史论证与文学不同,对某观点的论证,求要不求备。本书的一个特点便是,凡是与诗句相关,无论繁简皆列述其后,于史实则大可不必。书中翰林院检讨李天馥的诗文《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》被认为是“董小宛入宫”的重要证据,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曾提及此事,称此诗“盖为董鄂妃作”,被作者加以发挥。翰林院检讨有“纂修史书、重纂实录、圣训、玉牒”之责,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白乐天的《长恨歌》。李天馥此诗是否纪实,尚不好定论,因其人时为文坛翘楚,文采风流,著有《容斋千首诗》《容斋诗馀》。王世祯称“二公(谓李天馥、陈廷敬)嗜好略相似,每下直日,必相聚,聚必相与研六艺之旨、穷四始五际之变,至参横日落,然后散去”。而又好作风流之词,相传“居京师时,雅好冶游,有伶人新婚,戏为《贺新郎》词一阕”(李定夷《轶闻大观·第二编》卷二)。这样一位才子,写宫词并不是特例,在清初屡有所见,称其诗必定暗示顺治后宫,似乎不妥。

《古宫词》

  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石碑,也是书中非常重视的一处文献,其实作者所采信的顺治出家白云寺一事,亦非空穴来风,乃是当地的一个传说。康熙为了寻找隐名出家的父亲顺治南游白云寺,遇到一位自称“八乂”的烧锅僧人。康熙回京悟出“八乂”合成一个“父”字,恍然大悟,二下白云寺,但老僧已不知去向。康熙只得御书“當、堂、常、赏”四个大字,意含将田、土、巾(布)、贝(钱)赏赐僧众。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在后世版本很多,本书显然采信了河南民间这个故事,但没有提及故事的来源,更没有考证。而这种传说如果作为史料,第一步就是要考据其真伪源流。


  历史问题证明的逻辑性 

  “孤证不立”是历史研究中的又一基本原则,因此,研究者需要就某一问题充分收集材料,以达到从多角度佐证历史的目的。“孤证”并不代表数量上的单一,同样也指角度上的单一。因此在证明某些问题时,逻辑上要求有递进关系,而非内部自洽。

  文人交游是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,其中社科院赵园先生的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颇为可读。由上述研究我们可知,清初文人有很多并不封闭的交往圈,他们的兴趣和风气极为相似。冒辟疆、陈维崧、吴伟业、徐泰时、周士张、丘石常等人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文化交际圈。清初南方士大夫之间,本来就风气相通,声音相和,这些人又同在一个社交圈内,处于社交网络的相通层级,他们的诗文在史实上不能形成互证。冒辟疆《影梅庵忆语》洋洋四千言,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,才子佳人本身就是文坛中长盛不衰的话题。冒襄本又是风流之人,当时与江南名妓交往甚密,是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掌故之一。不仅董妾如此,后来冒续娶的吴妾、张氏等人。他的好友金坛张明弼在《冒姬董小宛传》中不无打趣地说,冒氏“所居凡女子见之,有不乐为贵人妇,愿为夫子妾者无数”。这些文人,本身就是一个互相讲故事的圈子,这个圈子之中故事可能共同表明某种现象,然而互相证实,于史则不可。

  此外,历史的发生有前后逻辑,以后证前时,尤为慎重。如作者认为,诗文中“漫说莲花国,莲花国在西”中莲花国指满洲,所征引的史料是乾隆年间成书的《满洲源流考》,因为书中有云:“曼珠,华言妙吉祥也。又作曼殊室利。”这种证实显然是缺乏历史逻辑的。众所周知,《满洲源流考》是乾隆皇帝为满洲发端寻求合法性的作品,中将满洲源流回溯至文殊师利,是乾隆皇帝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后的一种自我合法化,并不能证明在明末清初,文人常识中将“满洲”与“曼珠”是直接关联的。这种将政权源流佛教化在历史上很常见,特别是蒙藏地区,满洲人成因了这一习俗。将清初文人诗作中的“莲花国”直接对应为满洲政权,以后证前,以多证一,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。


  历史常识与趋势

  1927年,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研究生论文《中国古文法》,指导教师是梁启超、赵元任两先生。赵元任先生在眉批中有这样两句话:“未熟通某文,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。言有易,言无难!”此两句尤其适用于本书。大胆推断之后,接下来务须加以详细论证。但本文似乎只做到了前半部分。

  当然,历史考据的存在意义并不止于考据学本身,而是对历史场景的还原。如书中在考证董小宛有可能被劫持入宫时,对清初满洲人劫掠汉人妇女的情况做了一些梳理,这种考证是有价值的。对董小宛入宫的确实性,作者则说:“多尔衮派人掳走江南之有夫之妇董小宛,亦是完全可能之事。”这个说法似乎太过武断,而本书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,几乎都是这样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间,下了确实性论断。

  文中言及冒辟疆上京讨妾,冒襄以坚不仕清闻名当世,康熙年间,清廷开“博学鸿儒科”,下诏征“山林隐逸”。冒襄也属应征之列,但他视之如敝履,坚辞不赴,且家中妻妾成群,焉有主动赴京之理。且其赴京在顺治末年,南方尚未平定,民变亦有发生,一书生安可平安上路?其行程时间参考康熙二十三年南巡,绝无可比性。

  朝鲜《显宗实录》的记载,康熙五年(1666)九月,朝鲜国王显宗询问是朝鲜入清使臣许积曰:“顺治好汉语,慕华制云,今则如何?”许积回答道:“闻其太后甚厌汉语,或有儿辈习汉俗者,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,辄加禁抑云矣。”虽然此为朝鲜使臣道听途说之语,但是参考孝庄文皇后所首肯的顺治遗诏,起首便是:“自亲政以来,纪纲法度、用人行政,不能仰法太祖、太宗谟烈,因循悠乎,苟安目前,且渐习汉俗,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,以致国治未臻,民生未遂,是朕之罪一也。”可见孝庄皇后不仅不慕汉语,更厌恶汉俗。换句话说,孝庄皇后汉语能不能表达清楚都成问题,安可与冒襄做此交易。

  如果说董小宛入宫,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历史,还存在着某些可能性的话,那么顺治出家一事,必须要嵌入清初的历史政局中加以考察。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常有的想象,就是用作者个人的社会角色,去揣度皇帝的社会角色,于是认为皇帝和普通人一样,只将感情局限于个人层面。

  再于“顺治出家”一节,作者认为,康熙皇帝之所以多次西巡,着意大规模兴建五台佛寺,乃是为其父造一安身之所。然而最基本的常识是,顺治即使真的出家,照记载来看,也是皈依汉传佛教,而康熙着力将五台山打造成为内地藏传佛教中心,并有章嘉、哲布尊丹巴两位大活佛的驻锡地。此举于顺治出家并无关系,即使有影响,也是消极的。此外,书中称,王熙顺治驾崩的见证人,并未言及顺治死状,乃因顺治假死。须知清代历朝皇帝死前,皆有近臣在侧。

  而文中第十一章还言及,翰林院庶吉士亲书寺庙地租碑,知州亲命勒石,是对白云寺的特别重视,并将此作为顺治出家白云寺的一个佐证;康熙厚赐玉明和尚、厚赐白云寺,意在照料顺治。须知康熙朝敕建寺庙无数,御赐匾额更不胜记。一则其一生六次南巡、六次西巡、常年巡幸京畿、所驻跸之地若为寺庙,则有题字。之后,作者认为顺治皇帝死后,白云寺为其修有陀罗尼经幢。民权白云寺经幢并不只此一通,另有“佛公灵塔经幢塔”,上书“佛洞宗三十一式佛公大和尚”,乃是佛定圆寂后,河南布政使牟钦元亲自为他写了塔铭。显然经幢并非孤立,地位也不是独尊。作者所见“□王宔”之匾,将其识读为“先王宔”,解释为先帝的神主。但是“先”字为作者自己识别所加,不一定为原有脱字。而“宔”字为宗庙藏神主的石函,《康熙字典》的解释为“以石为藏主之椟也。一曰神主。左传:许公为反祏主。本作宔。通作主”。某王似一宗教称谓,清代皇帝称自己的父亲为“先皇”、“皇考”,绝无用“王”字之例,而王另有别称。

“(先)王宔∣当堂常赏”匾额及拓片,图片来自邓小军著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》

  在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时,需要有较为广阔的观察视角。此时,北方外蒙诸部尚未平定,青藏地区时时搅扰,内部民变未熄,南方从对战南明到平定三藩,全国一直处在一个动荡的局势中。即便是做微观历史事件的研究,尚须从此处出发,更何况帝王政治。


  也谈清史中的“诗文证史”

  “以诗证史”是现代史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治史方法,它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,狭义的“以诗证史”就是用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;广义的“以诗证史”可泛指以文学作品用作史料来研究历史,举凡中国古代的诗词、文论、小说、寓言,乃至政论文章,都可包括在内。

  “诗文证史”首推当属陈寅恪先生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作者邓小军先生也是如此,然邓先生在诗文引用时,恰没有注意到陈寅恪非常注重的一点,就是用史实对诗文的考证。如《胡旋女》一节,陈先生引乐天诗:“梨花园中册作妃,金鸡障下养为儿”,之后说道:“唐长安有二梨园,一在光化门北,一在蓬莱宫侧。其光化门外者,远在宫城以外。其蓬莱宫侧者,乃教坊之所在。准以地望与情事,似俱无作为。册妃处所之可能。乐天之言未知所据,又太真外传上云……其事在天宝四载八月册杨氏为贵妃事以后。准以时间,亦殊不合。故于此册妃之处所,惟有阙疑,以俟更考。”简言之,作者的历史常识与诗文内容间,应该是一个正向输入的过程,而不是以诗文定义史实。不完全统计,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,所引唐代各类史籍凡逾百种,而如论清代历史,史书只可见《清实录》,岂可成文?

  而诗文、小说最可用之处,在其“不经意间”,而非其刻意记录的故事。如《时女妆》一段。陈先生云:“乐天则取胡妆为此篇以咏之。盖元和之时世妆,实有胡妆之因素也。凡所谓摩登之妆束,多受外族之影响。此乃古今之通例,而不须详证者。又岂独元和一代为然哉?”陈先生又云:“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,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,争时势之妇女立即摹之。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。迄于元和之末年,尚未改易耶?今无他善本可资校订,姑记此疑俟以更考。”以诗文考时风,尚有存疑之处,以故事入正史,岂可言之凿凿?

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陈寅恪著,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出版

  诗文中证实时风世俗易,证确凿人事难,在史学界是公论。此法似乎最是高妙艰深,非常容易滑向主观臆造的一端。在文学作品中过于求深、刻意求实,结果反而失真失实。吕思勉先生曾说:“诸子中之记事,十之七八为寓言;即或实有其事,人名地名及年代等,亦多不可据;彼其意,固亦当作寓言用也。据此以考事实,苟非十分谨慎,必将治丝益棼。今人考诸子年代事迹者,多即以诸子所记之事为据。既据此假定诸子年代事迹,乃更持以判别诸子之书之信否焉,其可信乎?”

  吕先生虽言先秦,于清代亦然,而更有甚。清代史书品类繁多,为历代所不及。先秦史研究中,很多时候除了诸子文献,别无史料可引,清史研究中此类状况绝少。清代官书以实录为纪年之纲要,各类档案系年而记,兼以第一人笔记辅之,诗文则又次之。在史料占有不完全的情况下,很难判断历史细节的真伪。

  此书材料丰富于前代,而格局未及,与孟森先生作品相比,作者似不具备治史之常识。其实,疑案的考实,并不是为了追求疑案本身的真伪,而是对作者和读者的思维练习,有些类似推理小说,而考据的乐趣即在其中。本书开篇曾言,作者因为占有了新的史料,而务须重谈疑案,其实其所占有之史料,言新则新,于史实本身并无决定性作用。考据文章大可不必如此,旧史料作出新意境,旧问题考出新逻辑,便是上佳之作。本文亦没有就史实发微,仅就考证过程置喙一二,然而开卷有益,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,为研究清史书籍所少有,不管成功与否,算是正方向的尝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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