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启元︱被遗忘的“和平之神” :一位晚清上海地方官的奋斗

2019/3/29 12:49:47

来源:澎湃新闻     作者:王启元

《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》,[英]麦克法兰等著,王健译,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版,248页,48.00元

  晚清的咸、同年间,上海有位重要的地方官,在基层、领导、内政、御敌等诸多岗位上,都做出过颇为突出的成绩;所以在他去世后,得到了朝廷的追赠与建祠传供的殊荣。古语有言:“有功德于民则祀之”,纪念这位地方官的祠堂在上海就设立了很多处,比如著名的静安寺里就曾供奉过这位官员的牌位。他的专祠则设在县城内,入祀的那天,上海县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迎神赛会,几乎全城的人都赶到城内参加这场盛会。

  这一切,在一位西洋记者的笔下保留了下来。据西洋记者称,这位去世的地方官被朝廷追封为“和平之神”;我们则知道,他其实生前就被称为“刘青天”,病逝后获得“右都御史”的赠衔——他的名字大家或许有些陌生,他叫刘郇膏。

  基层的奋斗

  刘郇膏(1819-1867)字松岩,河南太康人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进士,晚清大学者俞樾为之作神道碑,《清史稿》有传,另有上海地方志书《上海县志》《青浦县志》及苏州府县诸志,皆列其传记。《清史稿》传中皆为他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描写,相比而言,关于他在基层的奋斗,上海地区的府县志中则要丰富不少。

  《清史稿》里记载,科举高中的刘郇膏,随即便成为江苏省的一位知县,我们尚不知道他第一站在哪里,不过他第二站肯定来了上海。咸丰元年(1851)他代理南汇县令,三年又改娄县令。在娄县任职的一年多时间,刘郇膏展示出自己在民防方面的天分,就在咸丰三年秋,小刀会于上海郊外的响应者趁机暴乱。刘知县仅带领数百名“漕勇”便平定了上海西北局势,并在此年春兼任了嘉定知县(嘉定时隶太仓厅)。同年,已有丰富知县经历的刘郇膏,升任松江府同知(副知府),次年改青浦县令。在青浦待了三年后,刘知县再一次改到松江府境内最重要的上海县担任县令,五县之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  在青浦时,刘郇膏被称作“为政异等”,据说他尤其擅长断案,不过县志中似乎没留下更生动的例子;但是在民生方面,刘知县还是展示出了不可多得的才能。咸丰六年,江南大旱,刘郇膏带领大家驱蝗保稼,从传世文献来看效果还不错,刘知县还留下两篇驱蝗告神之文:《祭城隍神文》《祭刘猛将军文》,传诵一时。青浦于晚清时多次遭到地方土匪滋扰,平民子弟失学情况严重,刘郇膏在全县五镇——青浦旧治、青龙、黄渡、封林庙、朱墅五地——特辟土地,筹建义塾,因皆在县北,被通称为“北乡义学”。在担任上海知县后,又因两所名校——敬业书院与橤珠书院——于兵燹之后经费入不敷出,当时自身县务也不甚富余的刘郇膏,愣是在上海县城外遥远的黄浦江边,划了一片新涨而成的沙洲给敬业书院管理,先是收租,后来整体出售,作价充了书院的教育经费。顺便说一句,二十世纪初,那片沙洲迎来了又一位来自教育界的主人,那就是后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沪江大学。

  据说上海在咸丰年间乱后,街市破败,民不聊生,不仅安顿活人不易,本地殡葬事体也让人头疼,志书里载:“逢民命案,检验胥役,图保多方需索,邻右多至破家”,真的到了“死也死不起”的地步。刘郇膏改革旧的殡葬制度,凡事一应归本地大善堂“同仁辅元堂”办理,不经他人之手,并立碑于署门,永为其例。另一桩他在上海办下的大事,便是疏浚县南的漕河泾。龙华港内的漕河泾之前久已淤塞,直到咸丰九年刘郇膏重开,并在河上新修、重建多座桥梁,如漕河桥、东安桥、永济桥、报恩桥等。刘知县开浚漕河泾时亲自在此坐镇,设局于漕河北侧的一座小庵之中。

 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日子,进士出身的刘郇膏还是很重视乡邦史乘的搜集整理;虽然咸丰年间主政上海的刘知县没有时间和精力修出一部“咸丰上海县志”,但他在搜罗文献方面还是为后代学者做出了贡献。刘郇膏在任上找到了之前被认为不传的《嘉靖上海县志》,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上海县志。近代著名学者陈乃乾在《嘉靖上海县志跋》中提到这种珍本方志的价值时说,“新志虽出,而旧志仍不能废”。刘郇膏在咸丰十年得嘉靖《志》后,延请宝山人蒋敦复重修县志的“沿革表”“官司选举表”“宦绩人物传”等卷,虽然未能成书,但都被以俞樾为总纂的《同治上海县志》所吸收,成就了“门类允当,脉络清晰”的经典志书之作。

  战火洗礼

  在各种传记中,都把稳定上海局面作为刘郇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最大的成绩,他也因此在战后由县令被升为松江同知、江苏候补知府直至布政使。当然,一开始刘郇膏还是颇擅出击的,在小刀会起义时,在嘉定有土匪名为相应、实为作乱的情况下,坐镇娄县(今松江区)的刘郇膏带领民兵便平定了嘉定县。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一次东攻,连下上海周边诸县城,刘郇膏孤守上海,他的老上司、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吴煦(1809-1872)要他迎战浦东的太平军,刘知县硬着头皮出击,大败而归,自此他坚持固守待援。不过吴煦还是在这场事变中,找来了刘郇膏的同年、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,又以出卖本地利益为代价,招募英法军事势力共同防御,终于在之后的战斗中安定住上海。吴煦于次年(同治元年)因“洋枪队”改“常胜军”及军中洋将“殴官抢饷”事被革职,名声大减,《清史稿》里也对其略有挤对之意,且把最终守住上海最大的功劳给了刘郇膏。《清史稿》有这么一段:

  (李秀成)进犯上海。(刘郇膏)登陴坚守十馀日,“贼”不得逞而去。时大吏萃居上海,或议他徙。郇膏曰:“沪城据海口,为饷源所自出,异日规复全省,必自此始。奈何舍而去之?”

  从刘传上下文可以看出,那位不具名的“大吏”,就是时任江苏布政使吴煦,而他的一大罪名就是曾经想弃城而走,但遭到知县刘郇膏的断然拒绝。不过刘的理由也有趣:因为上海对外贸易发达,是军饷最好的筹集之所,所以这里会是克复全省、夺回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开始之地。如此犀利且具全局性的观点,出自当时仅为县令的刘郇膏之口,实在有些出乎意料。事实上,在老同年李鸿章嘴里“吏才欠精核”“不善理财”的刘郇膏,好像并没有沾染到什么华洋杂处的沪上习气(“沪中人才多染习气,惟刘郇膏朴实爱民”,见李鸿章致曾国藩书),似乎也说不出“为饷源所自出”这样的话——那句话其实倒更像是李鸿章的观点。

  李鸿章受命组建淮军支援上海的一大原因,就是上海士绅出得起湘淮军所需的军饷,东南富庶之地在数年战争时光中被破坏殆尽,仅留上海一地可供军需开销。而在太平军反攻南京附近湘军的同治元年,李鸿章特地支开原布政使吴煦,让他西援曾国荃,把吴氏身上两大重职江苏布政使和苏松太兵备道,都安排给了自己人,其中苏松太兵备道(俗称上海道台)让淮军出身的黄芳担任,刘郇膏从松江同知直接调代理布政使,也使得李鸿章正式掌控关税开销与沪饷出入,把上海视为自己的根据地,成就了日后上海在“洋务运动”中领先全国的地位。

  刘郇膏与李鸿章的同年之谊,毫不逊于其他淮军将领的同乡之谊,正是李鸿章将刘郇膏提拔成了自己的左臂右膀,使得他的名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飙升到了顶点,升任省城布政使、巡抚之后,刘郇膏更是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英雄。刘郇膏一家对上海确实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情感,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,他把自己的老母亲程太夫人接到城里,上海县志载,“母由省趣入城,曰:吾入城,人心始定”。当时的省城大约是苏州,程太夫人来到上海,也昭示了刘郇膏誓守上海的决心。这位英雄的老母亲,于儿子事业顶点的同治五年去世,孝子“哀毁扶榇”,在回老家奔丧受治时也去世了,时在同治五年(1866)十二月二十日(乙巳)。

  迎神赛会

  公元1879年9月13日,清光绪五年农历七月廿七,正好还是个周六,刘郇膏的入祀大典就在这天举行,这时距离他逝世已经十三年了。那次活动的详情,有赖一位叫麦克法兰(W.Macfarlane)的英国记者为英文《文汇报》(The Shanghai Mercury)所撰写的专题报道,保留了下来。那期英文报纸虽不易得,但麦克法兰的文章最后却集结成册,出过一本《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》(Sketcher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),书中收入了这篇《和平之神刘郇膏的入祀》。这位西洋记者应该不怎么熟悉中国的追赠祭祀之法,他说“和平之神”是朝廷加封给刘郇膏的,翻遍相关记载,似乎没有找到如此温情的封号,其实刘郇膏得到的是常见的从一品虚衔“右都御史”,那个“和平”之号大约还是这位天真的英国人想象出来的。

  不过,这位专业的记者依然对刘郇膏的生平了解不少,他知道刘断案公正,作为一位文官系统培养的基层干部,还打赢过一次遭遇战。但是麦克法兰把刘郇膏的战绩记错了:“他勇敢地带着一支军队前往浦东,与叛军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。”刘知县早年在嘉定平定叛乱确实取得了胜利,之后太平军东下时,他统领乡勇来到浦东作战,却是铩羽而归,最后决定固守上海县城。刘逝世后“人们才意识到他的价值”,在皇帝敕封之后,刘郇膏赢得一座属于自己的庙宇,“他热爱和平的精神将影响当地的官员和百姓”,鉴于这个“和平”多半是记者想象出来的,这段发挥今天读来颇有些喜感。

  麦克法兰也注意到,当地官员只为刘郇膏选了一座西门附近的旧庙,这座庙原来似乎叫“茅山殿”,殿中的茅山神因为某件事变得“名声狼藉”而被移到了别处殿宇,这座空下来的庙宇经过翻修,迎来了今天的主人。从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的记载中可以得知,这座刘公祠所用场所,确实是之前“封禁入官之万福宫”,封禁的原因今不得而知,而“万福宫”名与茅山主峰上“九霄万福宫”同,确实是道教茅山派的殿宇,麦克法兰倒是没有说错。

  西洋人显然对入祀大典中的迎神赛会尤其感兴趣,他用很长的篇幅记载自己与朋友一行,怎么从新北门(今丽园路口)穿过城隍庙,来到了一条主干道,等待从老北门出城的游神队伍从租界的街道回到城中,然后随着拥挤的游行队伍一同来到城西的刘公祠。一路上,他记载自己看到的景象,有道台部下盛装的骑兵队“愉快地骑在马鞍和笼头都经过装饰的小马身上”,以及步行者扛着写有神祇刘郇膏官衔的牌子,还有骑兵举着道台官牌通过,以及更多骑行、步行的人员,举着各种让他不可思议的道具:旗帜、宝剑、刽子手、棍杖等。麦克法兰尝试在短时间里弄清这场复杂的赛会的内在逻辑,但是他的描述似乎越来越跳脱而不靠谱,比如他把这场入祀赛会比作伦敦的市长就职大游行(Lord’s Mayor’s Show),顺便把扮演神前开路的“刽子手”比作坐在大象上报道市长游行的解说员。

  他还见到了一群更奇怪的人,都举着右臂,一直裸露到肘部的手臂上挂着十二个铜钩,铜钩上有四股线,吊起一个大约有三十磅重的香炉,“这些人做着鬼脸,装作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对抗地球引力,好像某种神仙托起了香炉的力量,铜钩并不能伤害他们”。这段记载非常真实生动,今天在上海周边的迎神赛会上表演,那就是迎神赛会中著名的“扎肉提香”,李天纲教授在《金泽:江南民间祭祀探源》一书中便探讨过其中的宗教学与社会学意义。

  麦克法兰显然对上海县城中的道路非常反感,他在记载中不停地抱怨城内道路狭窄、拥挤、毫无方向感,所以他并没有给我留下这座刘公祠的具体位置。我们通过府县志,也仅知道刘公祠地近西门,具体位置仍然不易确认,不过好歹志书里告诉我们刘公祠离一座叫铎庵的小庙不远,刘郇膏的老上司吴煦身后的吴公祠,也在附近。翻检1947年出版的《上海百业指南》老地图,依稀能找到刘公专祠的位置。

《上海百业指南》中“刘公祠街”部分

  图中“上海市市立民众教育馆”及其后的大成门等建筑群,即为今天的文庙,庙前就是文庙路。文庙东“灵恩小学”东侧有“刘公祠街”,推测此街即为刘公祠范围,而刘公祠西隔的曹祠街即是铎庵,与县志记载同。因晚清民国时期大规模庙产兴学,原来属祭祀佛道的场所在近代多变为新式学堂,包括图中孔庙在内的信仰空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,都被学校取代,我们只能通过保留下来的街名来寻找旧日神祠的踪迹了。

  外文文献中的上海与近代中国

  除了《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》一书外,麦克法兰给报社的供稿还集为另一本《上海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》(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,etc),两书一并由上海社科院王健教授翻译,合成一册,收入与上海通志馆共同主编的《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》出版。这本书中,不仅有让西洋人新奇的迎神赛会,还有更多值得学术界关注的信息,比如晚清上海华洋共治后产生的审判机构(《会审公廨》)、华界旧城的社会生活(《上海县城:街道、寺庙、监狱及园林》)、商业文化特色(《中英混杂的店招》),还有早期上海的教会、学堂、医院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工厂等各色单位,为我们提供了十九世纪末上海华洋杂处时代生动的第一手材料。

  同时,因为语言、视角的不同,这类外语上海史文献也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,尤其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洋记录者,尝试用各种所经历的元素,去比附所看到的陌生的东方文明,比如麦克法兰在记载一次看戏的经历时,把戏曲奏乐中按节拍的鼓板,比作“黑人乐队中用骨头做成的乐器”,在“需要全力制造可怕的噪音时”发挥作用,并且建议传统戏曲配乐不妨使用小提琴(《中国戏院中的一次演出》)。如此种种,有时不免让人莫名其妙。

  不过,总体来说,那些稀奇古怪的切入点,确实是一种全新的体验,而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上海,其鲜明的域外色彩,则值得学者继续重视发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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